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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8 19: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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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郑晓宇的创业引力听上去飘渺得多:把世界青年联合起来。

  高中那会儿,他着迷《海盗电台》里的那股“酷”劲。大学时玩乐队,自己带着手鼓、带着琴,在草坪上玩。他把状态发在人人网,居然有人把车开到了操场上,很快有人提着酒进来了。结果操场上自发举办了Party。

  欢腾到晚上12点,学校保卫处派人带走了“始作俑者”郑晓宇,后面的人群在他身后欢呼。“那一刻,我感觉非常爽”。

  郑晓宇时常把自己想成一个侠客,深藏功与名。他把年轻人分为两类:“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而自己的使命就是连接二者。

  在经历了三次创业失败后,郑晓宇创建了“玩聚北京”,他在新项目的图标里镶嵌上了三个圈。“这就是我以前创业项目的尸体,我给埋了进去。”郑晓宇声音略略有点高亢。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次创业将是他24年人生中爬得最高,摔得最惨的一次。

  你以为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郑晓宇确实相信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玩聚北京”天使轮融到了500万元,而给他背书的是洪泰基金的创始人盛希泰。

  在一个小院里头,盛希泰对他说,“300万,20个点”。郑晓宇当时的反应是:和我预想的有点低。

  尽管之前IDG资本已经伸出了橄榄枝,最后郑晓宇还是选择了盛希泰等的500万元的投资。

  “个人投和机构投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腾讯投你还是马化腾投你是不一样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郑晓宇曾经历过父亲创办的公司被估值1.33个亿,他强调说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开心但没疯”。又承认当时自己的“浮躁和轻狂”。

  他“租最好的办公室,挑高颜值的员工”“找有样的青年和有趣的灵魂”。他把办公室从亦庄的民居搬到了三里屯的办公室:办公室门口摆放着一套银色的爵士鼓,背景就是公司的大旗;玻璃墙壁当黑板,上面布满了产品、前端等词汇和城堡简笔画;照片背景墙上写着:小宇+小多+小郭……

  2014年11月11日,他筹划了33场Party,在网上卖几百家夜店的通票。他还在工人体育场准备了当天活动的热气球,组织3个车队:跑车车队、侉子车队、哈雷摩托车车队。

  他觉得很多90后过着工作朝九晚五、晚上回家打游戏的日子,其实是格子间里的留守青年,并非外界以为的叛逆和张扬。

  可由于治安问题,活动流产了。 郑晓宇给用户发了邮件和信息:对不起,我们把这个大趴搞砸了。

  虽然损失了一笔不小的钱。可郑晓宇并不在乎。

  他仍会去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餐馆,和投资人悠闲地吃个早餐。投资人希望他们能赶快签订投资框架协议。但郑晓宇时而聊聊投资,时而“打打哈哈”。

  当时的他一直捂着盘,甚至拒绝过高达8000万人民币的投资。

  “那时候正值资本盛夏,觉得不会缺钱,等着一切来年再说。”郑晓宇说。

  出现同样幻觉的,还有从黑龙江县城走出来的罗勇林。

  资本盛夏里,他曾每天想着如何超越余佳文、温成辉,甚至扎克伯格。他从哈尔滨坐高铁来到北京站,带着自己晚上“突发奇想”出来的特制腰带,想在北京找到投资,走上人生巅峰。

  第一天,他就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朝圣”,坐在投资人经常出没的车库咖啡里,突然感觉自己“找到了组织”。

  这里的人虽然衣着朴素,但空气却具有传染性。咖啡馆里,时不时还能见有人走上前台,即兴路演。

  罗勇林说,自己就像一个进了创业游乐园的孤单小孩。

  接下来两天,罗勇林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些投资公司,无视公司前台,直接往投资人的办公室里窜。

  可意外的是,投资人只是抬起头,看了看他为北京投资人专门定制的10几页PPT商业计划书,几乎给出了一致的答案——抱歉,这和我们的路子不对。

  第四天,罗勇林去创业大街对面的昊海楼里买了一本600多页的PHP编程教材后,又回到车库咖啡,坐了一天,作了一个决定:“每天看一页书,几年之后,有了技术门槛,了解互联网后,再来北京找投资。”

  那时他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

  如何做好一名冬兵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些创业者从开始对冬天的恐惧转化到更务实的思考:如何做好一名冬兵。微博、微信流传着清一色的创业者寒冬生存法则。

  其中,既有理念派:“回归商业本质”;也有务实派:“账上一定要留下6个月的钱,列好核心团队成员名单”;也不乏鸡汤派:“忘记寒冬,坚定信念”。更多的是把三者糅到一起的“综合派”。

  而对于大部分没经历过季节交替的90后创业者来说,像一只皮毛还不丰满的小北极熊,没有食物,饥饿难熬。

  郑晓宇遇到了困难,他给纪中展打电话求助。而纪中展的回答是:弄不下去那就别弄。

  “如果说不弄,我一天能想50个理由。”郑晓宇当时回应说。

  “不顾一切的创业,害死了一批人。不仅害死了那些创始人,还害死了背后两类人。一类是他们的女人,一类是跟着他们的兄弟。”当纪中展说完这句话,台下的“非知名”创业者鸦雀无声,都齐刷刷地看着台上。

  郑晓宇的问题超出了他的能力。账上的资金很快烧光了,可同时,他接到一名财务顾问的建议“加紧烧钱,做数据,同时加大公关力度”。

  他连续两月加大补贴做出了月流水破百万的数据,将个人专访推至优酷首页,点击破百万,他甚至还穿着睡衣登上过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

  可与此同时,中国股市坐上了惊险的过山车。2015年,上证指数6月创下高位5178点,随后直线下跌至2850点。

  很快,不论是原本一周五六个主动找上门的新投资人,还是已出投资合约的老投资人均再无音信。

  郑晓宇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公司一夜入冬了,可他的仓库并无粮草。

  他向原投资人借了20万元发工资,自己则疯狂加班,每天带队洽谈业务。终于在第三个投资合约被撤销后,在租期将至的办公室,他情绪和身体崩溃,住进了院。

  在9月的最后一周,郑晓宇为自己安排了60余场约谈,57家表示感兴趣,却没一家积极推进。

  临近中秋,公司的合伙人用账上不多的钱买了便宜的盒装月饼送给团队和合作方。发月饼时他在进行最后一场谈判,“结果是,把对方聊High了,表示会在20天后休假回来推动,自己风度翩翩地微笑说好”。

  然后再也没有了然后。

  “人们追逐的是神话,没人会投一个主动降低估值苦着脸央求你的CEO。”郑晓宇发现捂盘的已经不是自己了。

  他想到过众筹,在获取了330万元后,选择放弃。“我无法面对那么多个债主”。

  他向自己的团队提出降薪三分之一的要求。那段时间里,他的合伙人纷纷辞职、结婚、追求梦想、套现离开。

  一个合伙人要求兑现自己的股份时,郑晓宇用自己的名字给对方写了一张20万元的欠条。

  团队里的人走了大半,他意识到,自己蹩脚的演技,已经瞒不过他们了。

  “你会发现你把一个事情当作理想,但最后才明白这件事很酷的只有你自己。”

  他个人举债已高达百万,感觉就像红军走了2万5五千里,发现还有一个2万5千里等着。

  走投无路之下,他向创业项目同样遇阻的父亲借钱。这是郑晓宇财务独立后第一次向家里提出要求。

  拨通电话,他开口要钱。父亲关心了他几句身体状况后说:“好。”

  投资人不是天使

  几乎和郑晓宇同一个时候,罗勇林的公司也面临绝境,准备第二次来北京融资。开会时他对团队成员说,“如果我融不到资,大家就都散了吧。”

  对这个在哈尔滨长大的90后来说,这是他失败的最淡然的一次。

  他的校园恋爱社交产品2015年4月正式上线后,3个月的时间内积累了4万用户,团队高峰时期近30人。

  虽然获得了10万元的种子轮投资,可如果无法继续拉到投资,他的创业将再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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